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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——探寻《朝花夕拾》的文外之旨
　　摘要：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惟一一本散文集，是鲁迅先生回忆早年生活的文字。然而，“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，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”，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、情感上来看，还是从创作背景，以及创作手法上来分析，这个作品都具有更深广的意义。因此，本文试图从作者创作的视角，来探寻《朝花夕拾》的文外之旨。
　　关键词：《朝花夕拾》心声失真文外之旨
　　满溢乐趣的百草园，质朴严谨的书塾，善良仁慈的阿长，乃至正直热情的异国老师……这些儿时记忆，曾时时“蛊惑”着作者，也使每一个读者，对《朝花夕拾》产生了一个基本的认识——温馨的回忆。这固然没错，然而，作者自己却又说，这些回忆，“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”；王得后先生在名著导读中，也分明告诉我们：《朝花夕拾》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，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，只有深入阅读，才能获得新的理解和感悟。
　　“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，就是它的创造者，即作者。因此，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，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。”结合到《朝花夕拾》这个具体的作品，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探讨。
　　一、罹陷纷扰：现实很“离奇”
　　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实践，它首先“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、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”。鲁迅先生自己也有过相关的阐述，认为倘要论文，必须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据此，我们首先谈谈作品的创作背景。
　　《朝花夕拾》共十篇，外加一篇《小引》，一篇《后记》，创作时间从1926年2月起，至11月止，时间跨度不足一年（小引和后记分别作于1927年5月和7月）。
　　“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，到他四十五岁，时代背景是五卅，三一八，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，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，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，把攻击《现代评论派》的工作，告一段落。这时期的开始，是女师大事件。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，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，他赴厦门，又赴广东，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……”这是李长之对鲁迅生活和思想的发展，所划分的一个阶段。我们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，但他所列举的这一段的重大事件，却涵盖了鲁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遭遇，构成了这一时段鲁迅创作的背景和主要内容。他的《华盖集》、《华盖集续篇》就是最好的例证。问题是，这一背景对《朝花夕拾》这样一部回忆性作品，有没有产生影响呢？回答是肯定的！
　　大家可以看到，在《朝花夕拾•小引》中，作者就创作过程专门谈到：“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”这话看上去说得十分平静，但这种强调的本身，就透露着作者难以自抑的愤激之情。难以想象，身处“纷扰”，面对迫害，作者还能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，去创作一些所谓的“性灵”文章。
　　就拿与“现代评论派”的论战来说吧。在这一事件的背景下，鲁迅写了大量的杂文。如杂文《无花的蔷薇》（1926年2月27），文章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，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：“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，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，似乎有赏有罚，使别人看去，很象无私……”而在《朝花夕拾》首篇《狗•猫•鼠》（1926年2月21日）中，作者则巧妙地借“没眼力”的狗、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，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；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，历数了猫“配合时候的嗥叫”，“闹得别人心烦”等种种罪行，揭露那些“正人君子”们竖着“公理”“正义”的旗子，“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”的虚伪面目。
　　阎昌明先生在《鲁迅与陈西滢》一书中指出：“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‘关键词’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，反被鲁迅引用，以为还击的武器。”据统计，在《华盖集》和《华盖集续篇》中，“流言”、“公理”、“学者”、“正人君子”等词，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，如“正人君子”这一概念，共出现过59次。同样，这些词在《朝花夕拾》中也并不鲜见，出现的次数依次为：“流言”8次，“公理”